早年西藏官吏开始往来游历

军旅见于记载的很多。吐蕃王室瓦解，其后离分散于西藏各地，自山南至阿里的广褒土上都有。阿里王耶歇翰曾率军去新疆援助当地佛教徒，解救伊斯兰军队的围困。1239年，蒙古军队在达尔汗台吉带领下，进军到当雄、热振一带。
第三阶段，13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斯。在元朝、明朝、清朝时期，各派游历的僧人开始多了起来，当时权力集中在中央朝廷，因此，到内地去旅历，多半带有权力倾向。这是元朝萨迦、噶举两派显赫一时的原因所在。
公元1244年，63岁的萨班带着侄子思巴和恰那多吉，开始漫长的旅行，前去觐见蒙古王子阔端。1246年，他们到达某肃凉州，表示愿意归顺蒙古大汗。从此，各派僧人开始了遥远的朝觐皇帝的旅程。
从1276年八思巴任忽必烈帝师开始，至1362年喃加巴藏卜任帝师，萨迦派总共有14人长途跋涉，至元朝迁担任帝师。
第四世噶玛巴若必多杰19岁时，从楚普寺起身赴京，经噶曲、察昌纳波，木雅饶岗，甘青一带，于1359年到达青海夏宗寺，1360年到达帝都，受到崇敬，并开始诗经会考。后来他要求回藏，元帝悲泪挽留。直至1365年才得到诏书，起程西上。
明朝时，噶玛巴黑帽五世经过长余跋涉，于1406年抵达南京，于1408年返回西藏，第八世曾由明武宗招去京城。第十二世绛曲多吉和红帽系第八世于1731年一起受到雍正帝之如到北京，次年在京城圆寂。第三世达来喇嘛索南嘉措受招，在赴京途中于蒙古地方圆寂。
历代喇嘛朝贡，当数明朝最盛，但清朝对喇嘛朝贡的规定与管理较之前代理系统化，制度化和专一化。1648年，阐化王舒克等谴使锁南必拉式率一千人贡方物，顺治帝封其为“妙胜慧智灌顶国师”，并赐诰命，令舒克等三年朝贡一次，每次以百人进贡，但只许十五人进京，其余留边，以为定例。
清代，自五世达来喇嘛后，有六世班禅进京。1779年6月，六世班禅率众二千余人，从札什伦布寺起程，经羊入井入青海，于塔尔寺过冬，次年7月21日到达承德，11月2日于北京黄寺患天花，治疗无效圆寂。据西方传无往不利士古伯察于1845年的记载，1840年以前，西藏地方政府每年向北京派遣一个朝贡团。由于1840年和1841年两年朝贡，都遭到土匪的劫，所以皇帝下诏，使团进京改为第三年一次。
另一方面，各级官吏往来的游历活动，从中央到地方，也构成这一时期旅游活动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。其中，元朝多次派官员到西藏进行人口调查。明朝政府派员前来封赠、传布诏令。清廷甚至将驻藏大臣定期进行改换的，就达100多人。这些官员每隔一定时间，就会奔忙在迢迢万里的双驿道上。
不过，此时期游历活动的主体，是区内游学诗经传教。宗咯巴的一生就是这种游历的缩影和集中体现。下面是他入藏后的旅程：
宗喀巴创立了格创立了格鲁派。宗喀巴39岁时，意欲赴印度游学，迟疑未决。南喀坚赞劝阴了他，宗喀巴终于没有去印度游学。此前，西藏形成的较大派别，如噶当、宁玛、喝举和萨迦，都或多或多与藏的印度、尼泊尔和喀什米尔僧人游方有关，或者创派的若干袓师本身就曾去这些地方游学。宗喀巴没有与南边来的僧人直接交流过。这表明，这时只藏区内部游学，就已经能推进文化的建设并发展它了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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