旅游活动带来先进文化信息

通过上面的叙述，我们看到，在这些迁徙、迁移、旅行、游历活动中，吐蕃的主动性大大增强了，其组织、规律性提高了。从文化资源来讲，这些旅游活动带来周边地区先进的文化信息，也带去了吐蕃文明的信息。下一阶段，基于文化建设为目的的旅行活动就迅速成为主流。
第二阶段，9世纪中期至13世纪中期。这个阶段的特点，是自发的僧人游学活动猛增，而游学又几乎全是以去印度、尼泊尔为最高目标，佛教徒游历就成为这时期旅游活动的主流，而战争、官方交聘往来游历这些曾盛极一时的旅游活动，就不常见于历史记载了。
吐蕃业朝，连年争战，到牟尼赞普时，已经出现师老将疲、民穷财尽的局面。再经下一个的奴隶起义，以军事实力为后盾，雄踞亚洲一时的吐蕃终于崩溃。这种辉煌的经历，是在没有强大文化支持的情况下发生的。它可以在军事上称雄一时，但在文化内涵上与周边民族相比，相距甚远。当时中原文明、西面的伊兰文明、南面的佛教文明，都比建设中的吐蕃文明高。因此，军事扩张一过去，渴求和平的人们就开始了文化建设工作。文化资源差异导致域上张力，是佛教徒游滨根本原因。他们希望借此缩短或是消除这种差异。
总是说来，佛教僧人在居和游的方式上，有如下模式：
先游后居模式。早年游学各地，待到学成后，就在一定的地方，选择寺庙定居，传学授徒。如香巴噶举派创始人克珠琼波南交，“前半生走遍了尼泊尔、印度的各大佛教圣地，遍访名师，学得广大精深的许多密法，成为密教通达者。”后来主要在南木林县香地，倡建香相等寺108座，接纳徒众数万人。又如12世纪，巴戒寺，住在那里传教授徒，直到晚年。终生游历模式。代表人物是噶举派第二代大师米拉日巴（1040年-1123年）。他很小就离开家乡阁润，去学习咒术，后皈依佛法，于各地游方求学。38岁时到曲切城师从玛尔巴。中间去洋日娥地方见楚峨求学，曾在达那普闭关修行。45岁回乡探亲，已无家可归，悲愤之下，去了阿里，隐迹潜修，历时9年，证得最胜悉地，“从此下山云游，以道歌形式宣扬教义。”在甄区圆寂。又如12世纪时的却勒朗结，生于阿里，少年时外出游学，遍游前后，藏诸辩场，后到觉谟朗寺求学，曾任觉谟朗寺主，5年后去前藏，游历察邬岭寺、雅隆登第，回后藏，在色喀穷安住。
时游时居模式。这种模式有一定的根据地，游学以它为回归点。萨迦二祖索南孜摩，17岁以前从父学经，此后到前藏桑普寺游学，达10年之久，26岁回萨迦，任主持3年，其余时间到处学法求教，年41岁逝世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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